一位名叫苏三的民间女学者，大大地冒犯了一回史学界。她提出的“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论，新奇大胆，占尽风流。尽管那些见解遭到了正统学术界的鄙夷，但却获得了普通读者的支持，从而引发出新的疑古风潮。这是继大话、戏仿和“酷索”横扫文坛之后，自我封闭的史学界所面临的一种挑战。互联网、出版商和资本逻辑声援了这场学术叛乱。

　　但仅仅在三十年前，这种声音却是注定要被毁灭的。北京建政后的第一代疑古学派的下场便是如此。他们由于说出对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的疑惑而成“千古罪人”，沦为集权国家主义的最鲜活的祭品。

　　顾颉刚、卫聚贤和谭介甫等人的著述，代表了背离大汉中心法则的史学异端，他们对由汉武帝钦定的历史图式的怀疑，充满了非凡的辩驳勇气。面对强大的大汉国家主义，他们指明了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无异于哥白尼或布鲁诺向教会说出“太阳中心”的事实。他们说出了这些，然后在嘲笑和失意中弃世而去，顾颉刚是这方面的范例。而使我们诧异的是，甚至像鲁迅这样的自由战士都参与到对顾的讥诮运动中去。在一篇有关大禹治水的小说《理水》中，他甚至被描绘成“鸟头先生”，并带有“口吃”的猥琐毛病。但顾颉刚所受的攻击，却使我们获得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口吃，却试图说出历史的真相。

　　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凶险图景中，可以看到帝国传统对史学和考古学的统治，它坚持把一种大汉中心论的历史模式强加给民众，此外，它还要消灭一切企图说出真相的个体。正是这样的压力塑造了“文化口吃”的形象，他们必须克服内在的惧怕和忧伤，断续、难以连贯和不可阻挡地挤出魂的声音。口吃就是话语讲述的困难性，就是语句产生过程的间断性，它导源于存在的紧张、境遇的逼迫和灵魂的颤抖。

　　顾颉刚们的“文化口吃”和学术恐惧，始于帝国史学的集权主义特性。除了符合官方的观点，它拒绝任何异端的声音。自范文澜和郭沫若开始，这种大汉国家主义就成为史学界的主流。为了打压非主流的声音，针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学派的批判和围剿，曾经是如此的声色俱厉，而顾颉刚的口吃也变得愈发严重。文革期间，郭沫若要把李白的故乡考证为碎叶城，也即今日苏联的贝加尔湖附近，以便证明苏联占领了中国领土，这种奉旨考证，正是国家主义史学的坚硬使命。顾颉刚没有获得这样的殊荣。他保持了缄默。而他的沉默就是最高的轻蔑。

　　人们已经注意到，历时五年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30多个单位的200多位专家参与攻关，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却仅仅用以证明一个被预设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汉族中心论。无论是黄河中心起源论还是本土多元起源论，都无权改变这个基本立场。这是皇家史学的又一个新的杰作。史官们在一如既往地编织着“皇帝的新衣”，尽管他们制作的衣服非常美丽，但聪明人太少，而寻常百姓是无福消受的。如今，这种被国家财帛包装起来的“宏大叙事”，却要被迫面对一个民间小女子的挑战。她向我们讲述了关于中华文明西来的迷人故事。这样的故事从前曾由疑古派讲述过，也曾由以色列学者推断过，但此刻却因三星堆文明而变得更加明澈起来。在它的背后，还有非洲基因起源学说的支撑。后者是比传统考古学和碳14测定法更“牛逼”的“学术”，并且构成了对国家主义史学的最大挑战。

　　苏三没有陷入“文化口吃”，她比她的前辈更加流利地说出了自己的信念，因为她是幸运的，她躲开了集权主义时代的学术迫害，成为新世纪的历史叙事者。苏三的观点可能有大量漏洞，却意味着一种顾颉刚式的“自由史学”的复兴。中国史学家正在开始重建独立的“疑古”立场。我们看到，在近代史（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现代史（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诸多领域，史学家在大力破解由旧史官编织的谎言。正是他们逐步挤开了窥见历史真相的门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