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法国的象征。“法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历史悠久。可是真正悠久的是土地。土地上的人是在变化，人产生的文化是交流的。”与中国不同的是，法国的领土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今天的法国领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归了不同的领主。这个领主可能是个小家族，也可能是外来的‘蛮族’统领，也可能是周遭邻国……。所以，法国人到最后，就死死守住一条底线，就是从西岱岛发展起来的巴黎。抓住了巴黎，法国就跑不了了。这就是巴黎对于法国的历史重要性。而事实上，在法国最终越来越接近今天的领土规模的时候，巴黎就越来越成为法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心脏）。照法国的俗话说，那就是‘巴黎一打喷嚏，全法国都要感冒’了。”（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第63页）。城市都有郊区，巴黎也不例外。城市与郊区相互依存，城区的繁华与郊区的贫困形成强烈对比。本单元的主题是巴黎与郊区，记录巴黎城区和郊区生活的影片一律按照影片出品年代排序。

　　《贫民窟》（La Zone，乔治·拉孔布，1928年|25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以“城市交响乐”电影的形式描写了巴黎郊区的贫民生活。在巴黎郊区一个狭长地带上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通常住在大车棚里，他们的职业大多是流动的小商贩、旧货商或无业的流浪汉。他们黎明即起，成群结队地前往巴黎市区寻找生路。在城里，他们有目的地穿街走巷，翻遍所有的垃圾桶，有人甚至专门守侯在垃圾焚化站，试图从火光熊熊的焚化炉中抢出几件中意的物品。然后，他们将从城里缴获的战利品进行分类和修复，将它们拿到跳蚤市场出售。本片导演乔治·拉孔布（Georges Lacombe，1902—1990）是1920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萨杜尔在评论他的这部影片时说：“通过这部电影，法国先锋派开始向着记录本身和社会批判的方向提高。”除了忠实地表现了下层社会的真实本身，这部无声纪录片还巧妙地表现了声音，比如一个男人用手中演奏的管风琴让街上行人翩翩起舞，一个妇女神情专注地停在一架转动的留声机前听音乐。影片结尾，导演以一对贫穷夫妇的白日梦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凸显了现实与梦想的反差。

　　就表现形式而言，《贫民窟》是一部“城市交响乐”电影。关于这种电影，法国《电影辞典》解释说：1920年代中期，先锋派电影极力抨击故事片的创作法则。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在形式主义的指导下，无声电影末期的欧洲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纪录片。在法国，阿贝尔托·卡瓦尔康蒂创立了一个纪电影流派（萨杜尔称之为“第三先锋派”），影片《只有几小时》?926）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流派的诞生，这是第一部“城市交响乐”电影。这种电影的情节一般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常是24小时），内容涉及城市生活的各方面和社会各阶层的日常活动（工作、餐饮、夜生活等），通常是视觉因素和节奏因素使这种电影产生意义。以下影片都属于“城市交响乐”电影的范畴：《柏林：一个大都市的交响乐》（沃尔特·鲁特曼，德国，1927），《带摄影机的人》（吉加·维尔托夫，苏联，1929），《雨》（尤里斯·伊文思，法国，1929），《尼斯的景象》（让·维果，法国，1930），《布鲁克斯的早晨》（简·莱达，美国，1930），《里斯本传闻逸事编年史》（莱托·德·巴罗斯，葡萄牙，1930）。还有一些受先锋派运动影响的“城市交响乐”电影（以法国片居多），如《灯塔看守人》（让·格莱米勇，1926），《诺让：星期天的乐园》（马塞尔·卡尔内，1929），《莫尔凡山脉》（让·爱浦斯坦，1930），《一条河流的生命》（让·洛兹，1932）。在《一条河流的生命》中，作者运用声画对位手法再现了塞纳河的风貌，表现了她既是人类耕作生息的源泉又是创造诗意画卷的灵感这样一个主题。还应提到的“城市交响乐”电影有葡萄牙人玛诺尔·德·奥利维拉的短片《杜洛河：一条美丽的河流》，此片与《一条河流的生命》的拍摄年代相同，拍摄手法相似。1928年，法国人乔治·拉孔布的《贫民窟》表现了巴黎郊区的贫困，开创了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电影之路（参见让·路普·巴塞克主编《电影辞典》，拉鲁斯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中文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顺便指出的是，中国在1930年代也出现了“城市交响乐”电影的潮流，如袁牧之1935年导演的《都市风光》、程步高1936年导演的《新旧上海》等（详见贺瑞晴《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交响乐”电影》，收录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回顾与展望——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论文汇编》，2005年印制）。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西方城市交响乐电影大多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而中国城市交响乐电影主要采取故事片的形式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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