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北京，包括中国其他城市，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帝，也没有日本试的“世间样”。这事实意味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们带来某种价值、行为判断标准的“价值领袖”。因此人们对有一点是很模糊的，即“我应该凭什么判断事物？”在社会缺乏价值领袖，市民缺乏判断标准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这里说的“价值”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简单化的产物，也不是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人们凭什么价值判断事务？凭什么理由服从秩序？凭什么动力与他者协调？社会凭什么手段凝固人们？凭什么工具维持秩序？凭什么方式创造和谐？。

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在下决心的时候，欧美人或日本人一般以“可否”来判断事务。而中国人一般则以“能否”来判断事务。这不是两个极端，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例子。无论在路上有车还是没车，只要是红灯，欧美人或日本人一般是不过去的。因为，在它们的脑海里很清楚，“红灯时，不可以过马路。灯变成绿后，才可以过马路。”中国人则不同。无论是有车还是没车，在红灯面前，中国人一般不考虑可不可以过马路，只要觉得能过，并且生命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毫无犹豫地闯过去。当然，此事实也不能否定“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中国，人们的从众心理在某些问题或事件上，比如，精英的就业观、对外界的敏感性、民族意识等问题上，人们是相当从众的。其浓厚程度甚至正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培育社会责任感的余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排除北京今后依靠“个人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社会”的方式，创造秩序的局面。不过，这是相当漫长的过程，长远看关键在于人们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就是教育。因此，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