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房事”大公开

但事与愿违，因为博物馆的进口处比较偏，很多人找不到。观众少了，经济收入减少，就很难维持。

刘达临说，“我要在门口摆个小小的指路牌，比如说“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馆向前10米”，却得不到批准。因为管理部门，主要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认为“性”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性”字不好、不雅。”

“我跟他们说，你们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性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我说你们有何法律根据，法律没有规定不可以，就可以做。”

管理部门拿出国家工商局1996年的一个通知，上面写“性产品不得做广告”。刘达临指出，他的展品不是性产品，不是生产出来的，是文化遗产、文化展览。但对方不接受这个解释。

本来刘达临想打官司，因为不论是输是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但考虑此举将带来负面效应，会树敌，所以还是忍下这口气。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受到限制，经济收益不够好，所以和合作体系发生了矛盾。4月30日双方拆伙了，博物馆便搬到武定路。

独资经营，虽然有“自主权”的好处，经济负担却不小，每月房租、员工工资，再加上水电费等，常月开支人民币8万多（约2万新元），单靠门票，很难支撑下去。刘达临希望广辟财源，比如搞出版、性康复治疗，性文化旅游等，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弥补展览馆的不足。

谈起办博物馆的初衷，刘达临告诉本报，他以前研究社会学和婚姻家庭，后来过渡到研究性科学。从研究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性科学。 1989年至90年，他曾展开全中国2万例的性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