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我们去看了她家人，她丈夫给我念妻子的短信，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着心。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依靠。”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的密码了。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你是人，你就不能摆脱人的情感。女儿大宝才6岁，她在门上贴张条子说，“妈妈爱我，我爱妈妈”。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轻声问，“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时候，她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很想拥抱她一下，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她也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实已经知道妈妈过世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难过。出来后，车行驶在二环路，满天的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我们一车人，谁也不说话。不知道这期节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这些素材，20年之后，大宝长大了，我可以放给她看一看，让她明白，她的母亲是怎样牺牲的，是什么让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莫名的灾害、别人的命运、自己的记录与共同担当，这种种混合，“非典”曾经让柴静感觉“解放”的喜悦，叠加了新的记忆，“我感到愤怒！”——“我们在拍人民医院病人转院之时，一位女病人戴着口罩跟我们开玩笑，‘你再拍，我脱下口罩亲丫的’。我就站在那里，我没被她的幽默打动，我在想，也不敢想，她的未来会是什么啊？这时我们的摄像拿出他的DV拍我，‘你有什么感觉？’我恨恨地说，我恨‘非典’！掉头就走了。摄像在后面说，‘小牛孩’。”在真正记录下这场危难下别人的故事后，柴静以及她的拍摄小组还有节目，结果出来了:《北京“非典”阻击战》收视率为5.74%。比较栏目其他节目，这是一根拉升极高的曲线。

这场经历，对于柴静个人，她描述自己的成就感：在甘肃武威双城镇的一个深夜，我采访一个男孩到了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来敲门，企图阻挠。我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酒店在一小时的车程以外。男孩说，我愿意，我本能地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因为我看了你的“非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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