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报道就开始了。

中卫酒店的三楼，只剩下柴静和他们的“‘非典’小组”。《新闻调查》第一期“非典”节目播出后，庄永志描述那个时刻，“电梯里所有楼层的按钮全部都用白纸板挡死，只留出一个空可按:三层。”三天后，酒店还是下定决心，请记者搬出酒店。

制片人张洁的尴尬与麻烦不仅是为他的“战士们”找到新酒店，“还在早期，他们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那时刻，“唉，一瞬间，真是愤怒。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坚持跟自己的“战士们”呆在一起的张洁，终于等到最让他揪心的那晚，“那天参加拍摄的成员都去协和医院检查了，第二天拿结果。老实说，那天晚上，我们都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一一跟他们拥抱，这是我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我想说，如果你们有问题，我跟你们一样”。第二天，虽然10点钟才能拿到结果，但柴静节目组的成员，全部提前到了医院，“他们在医院的台阶上等待，那真是漫长的等待啊……”当然，没有意外。

与张洁南院的“环境记忆”不同，当事人柴静很费劲地想起回南院吃饭的故事，解释自己的遗忘说，“那时，‘南院’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这个事件真正的参与者与辅助者、旁观者，他们的记忆，由此分别。

柴静用文字记录下的那个时刻的感受，同样是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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