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山春既是小学同学,又是高中同学,小的时候,都住在一个街道。童年时代的我们,整日没黑没夜地满胡同里跑,个个都玩疯了似的,只有山春,因为父亲去世得早,他在家又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所以在童年的记忆中,他很少和我们在一起玩耍,苦难的生活使他显得比我们要成熟得多。他曾一度因为家里揭不开锅面临辍学,因此他向母亲立下军令状,晚上帮工地送砖,给家挣钱,白天坚持上学,给同学们的感觉山春永远是风尘仆仆的样子。
后来只有一个留城指标,让给了二弟,他去了嫩北农场,在每月38元工资的情况下,听他母亲说,他月月都能寄回家30元钱,想不出剩余的8元钱,正年轻力壮的他,是如何维持下来的。返城后,他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由于是力工,整日灰尘暴土的,在处理个人婚事上,遇到了许多麻烦。听说他在农场时有个心仪的上海女孩儿,他说如果想和他继续相处下去,那就和他回家一趟,看看他的家。那个女孩儿说:“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家是个什么样子并不重要。”但是当那个女孩儿面对只有一个筒子房,没有里外屋之分,进屋就是一铺没有炕席的大炕,墙上满是霜花的情景时,她再也没有了浪漫的宣言。
后来,在嫩北农场的一个老知青,在一家省直企业做负责人,几经辗转把山春调到了这家工厂。山春一步步从工人、班组长、段长,一直干到了中一步步从工人、班组长、段长,一直干到了中层领导的位置,他的经济状况稍稍有了缓解。这时山春的母亲已去世了。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一些中小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山春的弟弟和妹妹们也都相继下岗了。从那儿以后,他的工资开始东一下、西一下,资助给几个弟弟妹妹花销,这使他的经济状况又明显下降。也许是被生活所累,看上去他比我们这些同学略显得苍老些。